真正的设计,不在于外形和人云亦云

在清华大学的办公室见到柳冠中时,他看起来不像一位设计师。身着蓝格子衬衫、卡其色工装马甲,马甲上到处是口袋,没有一点“时尚范”。

他说自己20年前就爱穿工装,喜欢大口袋,因为可以放各种工具。身上这件衬衫20元、马甲40元、裤子60元,从来不买所谓“名牌”。

他还批评,一个人如果月收入3000元,却非要攒足一年的钱只为买一个LV包,那是“傻瓜才做的事”。

“买名牌恰恰意味着丢失了自己的审美能力。”柳冠中说,真正的设计,不在于外形和人云亦云。

Q:您上世纪80年代留学回国后,在国内首次开设“工业设计”专业。当时,许多人难以理解工业设计。这是为什么?

柳冠中:那时国内只有工艺美术,追求巧夺天工和外观精致。当时,一位轻工行业的领导和我聊天,他笑话我说,你们不就是脸盆上喷个花么?

大家那时都没有理解,工业设计是伴随着大工业时代而产生的。有了专业分工、协同合作,才有了工业设计。比如福特改进汽车生产线,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就是一种对流程的设计。

工业社会产生了特有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技术问题、环保问题。设计师的责任,是在各种问题中尽可能找到一个最优解。并非设计一个工业产品,就叫工业设计了。同样的词,日本把它翻译成“产业设计”,由此可见其中的内涵。

Q:所以您一直强调,设计的最终目的,不在于外形,关键还是解决痛点和需求,协调资源矛盾,“为人民而设计”。

柳冠中:中国的工业化起步较晚,回国后尽管我做了很多解释,但许多人不理解。新观念冲击了原有的权威观念,在学校引起很大震动,有人视它为洪水猛兽,有人组织大家一起批评我的著作。幸亏当时的艺术史论系系主任发话,没批成。

后来,中央电视台请我参与纪录片《设计的文明》的拍摄,我把工业设计的理念在镜头里一一道出,还搜集整理了一批资料交给电视台。没想到,《设计的文明》在央视反复播出,让一些打算批评我的同事都傻眼了。这部纪录片也成为那个年代国内90%设计专业新生入学的第一课。

所以说,工业设计这条路在国内走得很崎岖,阻力不小。一些误解,直到今天还没完全消除。

Q:而如今,大都市里已经掀起一股设计热潮,年轻人愿意为美而买单。从原来没有设计,到为美而设计,好歹我们还是前进了一小步?

柳冠中:近30年来,国内设计界的变化是很大,中国终于有了设计师,这点比过去强,过去只有美工。但大多数设计师仍停留在底层,还是负责造型为主。

设计在中国是一个“轻产业”,我形容设计师原本是打“游击战”,一人一台电脑就能接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后来,我们鼓励设计公司和企业发展长期战略合作,我叫它“阵地战”。把设计师和企业捆绑在一起,用三五年的长远设计和开发,渐渐渗透到企业中。

最近几年,有些设计公司已经开始打“运动战”,把整个社会当战场。这就是产业创新,设计一整套理念和系统,把社会的各种资源更好地组织起来。

可惜的是,当下社会中不少人还是把设计简单等同于追求美观,商业资本不断用眼球经济刺激消费者“买买买”,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工业设计的根本问题没有获得共识。

设计的对象不是任何具体物品,设计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如今的柳冠中常去各地演讲,口若悬河。但他说,自己小时候性格内向,是个“闷葫芦”,老师上课一提问,马上大红脸,支支吾吾。

与设计结缘,一切源于偶然。

柳冠中出生在上海,由于当时所谓家庭成分问题,中学时谨记“夹着尾巴做人”,每到周日,去弄堂里蹬粪车、刷马桶,以为没有考大学的机会。好在平时酷爱画画,于是班主任给他出了个主意:“艺术类院校提前招生。花5毛钱,交两张照片,去报考中央工艺美院吧。”

父母反对,觉得学艺术不正经。折中之下,专业填报了“建筑装饰系”,带“建筑”两个字,而父母对建筑系有好感,于是这才放行。

没想到,这一考就考上了。从此,他走上了一条与设计相关的道路。

Q:设计师的沟通和表达能力其实很重要,您的口才是什么时候锻炼出来的?

柳冠中:读大学时,学校组织去农村一年参加工作队,我到了一个村,39户人家,一共只有3个工作队员。一周后,带队的老干部病了,只剩下我和一位当地的小青年。我白天当生产队队长,晚上当工作队队长,不停地动员、查账、访贫问苦,整整一年,把口才锻炼出来了。自那以后,和人说话再也不脸红。

我后来被分配到北京做绿化工人。有个段子说我们,“远看是逃荒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是绿化队的”。

当时我担任公园班班长,动员家庭妇女们积极劳动,每周带着她们骑三轮车,满大街捡破砖头,修公园画廊、宣传廊、拱门等。

那时候,园林局更重视大公园,很少给街道、小区的绿化队拨钱。我直接去找园林局的领导反映,让他们重视。我说,大公园不可能每天都去,但是小区和街道的绿化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后者同样重要。吵到后来,我拍桌子,差点扔凳子,最后争来了经费。

这些经历都锻炼了我。

Q:上世纪70年代,毛主席纪念堂的灯具由您主要设计,这些灯具彻底颠覆传统,至今都依然没有过时,几乎领先了半个世纪。您当时是怎么想出来的?

柳冠中:那时候,大家觉得灯一定是一个个灯泡,最后吊成一朵花的形状。

毛主席纪念堂有一组漂亮的葵花灯,许多人都抢着去设计,剩下其他厅里的灯由我负责。当时工期很短,如果一个厅设计一个大灯,需要很多模具,五六十个灯,至少三四十种灯罩,根本来不及生产。

我从小喜欢建筑,学生时代爱去外滩画上海的老房子,建筑的思维影响了我。设计灯具时,我开始琢磨运用建筑的球节点网架结构。简单说,就是设计直径2厘米的六向连接球,每隔10厘米连接一根能前后伸缩的杆子,这些球与杆可以上下左右任意组装,底部再装上一块有机玻璃片,组成任意大小、高低的板块,可以把天花板铺满,也可以组成照明光带。

是不是和现在流行的LED灯板很像?即便到了LED时代,我设计灯具的理念依然适用。

Q:安装这些新型灯具,当时有没有遇到麻烦?

柳冠中:有。那时候只有白炽灯,非常热,传统玻璃或塑料都不耐热,我们挑中了一种特殊材料——聚碳酸酯,全透明、耐高温,200摄氏度也不会软化。但国内没有,需要打报告进口。当时用了一架飞机把材料运进来。

但是材料来了以后,发现没有人懂得加工。我们在全国寻找可以加工这种材料的人,大家都不敢尝试。最终,宁波一个乡镇企业小厂的一位姓汤的年轻技术员,用了不到两周时间实验成功。

纪念堂的灯具至今也没出过大问题。任何一个环节坏了,只要换根杆子就行。底下的玻璃片坏了,只要换玻璃片就行,因为它是组合化、标准化的。五六个简单零件,就把照明问题解决了。

Q:看到您的设计,那时候大家什么反应?

柳冠中:我相当于把光源藏在天花板里不露出来,整个顶棚全是亮的。当时有人震惊了,问:小柳,你设计的还是灯吗?那时候我忽然意识到,什么才叫设计思维。

设计的对象不是灯,不是水杯,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物品,设计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比如说,当时天花板高度不够,每个厅都吊下一个大灯,会碰到脑袋,那怎么办?我要解决的是照明问题。为了不占用高度,我才想到,把灯与天花板融为一体,整个天花板都是亮的。

同理,假如要设计一个水杯,再怎么换造型、换材料,再好看,它还是一个水杯。但真正要解决的其实是解渴问题,那就未必一定要用水杯,只要能喝水,吸管、奶瓶照样可以。你走在马路上解渴、走在沙漠中解渴,哪怕是泉水,用手捧着喝也是解渴,没有杯子照样能喝水。

所以,关键还是看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才是设计。

大学培养的应该是思维方式和学习能力,而不是知识点

1980年,37岁的柳冠中获得了公派留学的机会。

当时出国需要考英语,大部分同行读的是俄语。好在柳冠中中学就读于历史悠久的上海五四中学,有良好的英语底子,英语考试顺利通过。

然而,美国名额已满,阴差阳错下,他被分配到德国。德语从零学起,3个月后,日常对话已经不成问题。

他也未曾料到,在以制造业闻名全球的德国留学3年,学到的并不是最新技术,而是一种颠覆性思维。

Q:在德国,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柳冠中:起初我很惊讶,原来设计不是画图。

我一进学校,就开始画图,一位德国教授走过来制止我说:“从今天开始,你不许画,有什么想法就直接做。”我后来才懂,原来只有动手做了,才能发现真问题,画图永远是纸上谈兵。

德国的实验车间条件特别好。不像我们大学里常常只有画室没有车间。中国留学生进了车间,一下子束手无措,连选择什么材料都不知道。这个问题恐怕现在依然存在。

Q:在德国学习时,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课题?

柳冠中:老师给我们出过一道题,用复印纸搭建一定高度的模型,要求人踩上去不能塌。可以用剪刀,但不允许用黏胶。

这就要求学生研究纸的特点。如何解决抗压问题,需要运用结构、材料力学等。其实有个笨办法,把纸一层层叠上去,人站着也不会垮。不过考试要求纸越少越好,所以没那么简单。

每种材料都有优点和缺点,如何扬长避短,这就是设计。设计是解决矛盾,而不仅仅在于美观。我回国后也给中国学生出这道题,我说,把纸的问题研究透了,那么换成钢板等其他材料,道理是一样的。

还有一道题,从5楼扔一个生鸡蛋,如何让它落地不碎。材料越轻、落下速度越快,分数越高。你可以去想,如何改变鸡蛋掉下的轨迹,有什么办法缓冲,控制它的方向,变得有弹性等。

Q:您当时怎么解决鸡蛋不碎?

柳冠中:我用一个透明塑料的硬纸壳包裹鸡蛋,做成飞船的翼一样,便于缓冲,还粘了一条纸带,就像一个控制方向的舵,保证重心稳。其实最后就是学会整合很多原理,活学活用。

据说我们有大学的汽车工程系也出过这个题,工程系的学生可以精确计算出鸡蛋落地的一刹那牛顿力有多少,但我们工业设计系的学生可以保证鸡蛋最后不碎。

归根结底,生活不仅是理论计算,算出来没用,你得学会解决现实问题。

Q:德国的教学模式和思维训练,和我们特别不同。

柳冠中:确实如此。德国设计专业不是按照一门门课来上的。比如,一年级学生16周时间,就一个课题:设计一个鸡蛋盅。

我们会想,鸡蛋盅多简单啊,哪需要16周时间?画个图,3D 打印一下就行。但是这样的作品是不及格的。

首先学生得去查资料。欧洲、美洲、大洋洲的早餐文化不一样,鸡蛋的做法不一样,有的鸡蛋是完整煮的,有的是扁扁的煎蛋,所以盛放的器皿不一样。这个过程,可以让学生了解文化差异,训练他们理解生活、引导他们了解历史。

其次,鸡蛋盅的材料也不一样,不同材料,意味着不同的收纳、清洗、存放方式。一个产品在日常生活中不光要使用,还要清洗、存放,乃至回收,是否可循环利用,这些都需要设计时思考清楚。而我们现在许多设计师只顾外形美观,不管清洗是否方便、回收是否环保。

想明白了之后,学生才动手制作鸡蛋盅。用塑料材料,必须发挥吹塑、注塑的优点,也可以用玻璃,用钢板,甚至用纸叠。这些都需要动手实践,自己去车间里尝试,去社会上找工厂生产,获得更多知识。

一个鸡蛋盅就需要解决这么多问题,所以学生必须有一个工作计划。老师会在旁边提醒你,但绝不会直接教你。最后考试时,每个学生都拿出了一排鸡蛋盅,材料工艺不同、大小形态各异。

Q:这才是锻炼设计思维、培养创新思维。

柳冠中:设计是一门综合学科。美术、材料、机械……四年学不完,知识无穷尽。大学真正培养的应该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自我学习能力,而不是知识点。何况信息社会,现在知识点还需要老师讲吗?说不定一毕业,一些知识点就过时了。

我们一些学校培养设计师的路子还是有问题。画一张设计图,直接3D打印就算完成,学生不用动手,其实什么也没学到。

不能没有“制”,光有“造”;讲究“牌”,没有“品”

柳冠中还依稀记得,当年在一家全国知名设计院工作时,所有人都在卖力画图纸,奖金按照每个月画的平方米来计算。到了晚上办公室灯火通明,设计院因此被戏称为“水晶宫”。

而柳冠中完全坐不住,他必须去现场,搞清楚前因后果才能坐下来设计。于是,他戏称设计院为“图纸工厂”。

他喜欢的是另外一种方式。比如有一次,接手一个设计旅游大客车的项目,柳冠中等人在常州客车厂一呆3个月,做了一个1:1大小的样车。起初用木头搭架子,再和泥做模型,可是当时没有进口胶泥,需要自己挖土做。阴冷刺骨的南方冬天,一群人光着脚丫踩泥。样车完成后,才是出图纸阶段。

他一直教导学生,设计产品,不能只做给消费者看的外观模型,更要做给自己看的结构模型、原理模型。更重要的是,归根结底,设计是通过前期调研、了解需求,最终解决实际问题。

Q:1985年,您首次在全国工业设计教育研讨会上提出,工业设计是“创造更合理的生存方式”。什么才是合理的生存方式?

柳冠中:比如说,中国未来的家庭厨房什么样?绝不是意大利厨房、德国厨房的翻版。

欧洲人烧菜盐2克,中国盐少许;欧洲人刀具分好几种,中国人一把餐刀解决所有问题;欧洲的厨房不能擀面条、包饺子。买下20多万元的西式厨房,那只是炫耀,并不实用。

尤其近几年,中国的家庭结构发生变化,人口减少,年轻人下班晚,累得不想再复杂烹饪了。所以我们需要研究,中国10年后的厨房什么样。

Q:您的答案是什么?

柳冠中:调查发现,中国香港地区,厨房的面积每年都在缩小,香港地铁站周围都是餐厅、小吃,年轻人已经不需要每顿饭自己做。

又比如,快节奏的生活中,下班后回家的四五个小时是与家人相处的宝贵时光,那么厨房是不是开放好?让操作间变成家人相处的空间,创造一个大家沟通情感,而非简单干活的厨房台。

但是开放式厨房问题就来了。设计师需要解决排油烟问题。为什么非要一户一个排烟机?能不能像中央空调那样,一栋楼共用一个中央排烟机?

你看,仅中国的未来厨房,就能带来很多产业发展前景。在一个比赛中,我曾经见到一名年轻设计师的方案。他专门为刚毕业的租房者设计了可移动厨房,搬家可以跟着走。

设计无处不在。大到国家战略,小到指甲钳,都是设计。柳冠中:中国的制造业过去没有“制”,光有“造”,只在“造”上玩花样,比如换造型、换材料、换结构。我们的品牌,过去讲的都是“牌”,没有“品”,注重噱头,忽视品质。品牌是需要时间检验、慢慢沉淀的,而我们两三年就指望做成一个品牌,这不太可能。

中国的工业发展道路前端基础不够好。现在转型,还是必须解决基础问题。从这个角度说,如今时髦的外观设计、审美设计、消费美学等,对整个产业创新而言无关痛痒。设计的根本还是去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一种更大的设计,事关国家的战略和发展。

人物小传

柳冠中

生于1943年,清华大学首届文科资深教授、美术学院责任教授、博导,德稻大师工作室签约大师;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灯具的主要设计者;1984年,留学回国筹建了国内第一个工业设计系。被“世界工业设计协会联合会”评为“世界设计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