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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沙龙许平 -- 新时期设计学科的设计、教育和未来

2017-08-16  700

许平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设计学成员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中国美术学院高等艺术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了将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的决议,艺术学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中的第13个门类。与这一变动同步,长期以来曾以工艺美术、设计艺术等为名的设计学科被正式确定为设计学,并与美术学、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艺术学理论同时升格为艺术学门类之下独立设置的一级学科。这是历史性的变化,它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中的设计学学科建设从此进入新的时期。但与此同时,成为一级学科之后的设计学如何提出更为明晰的学术范畴、如何定义更为理性的学科面向、如何形成更符合学科特征的发展思维等一系列相关问题也由此提上日程,并构成更为现实的学科建制挑战。据统计资料显示,艺术学科门类升级之后,随着教育部新版《普通高等学校专业目录》的颁布,即使在教育部开始对现有学位授予点实施动态调整的态势之下,设计教育规模仍然迎来新一轮的小幅扩展。截至2016年底,我国包括普通高校、高职高专、独立学院在内的各类高等学校中,开设设计专业的院校保持在超过2000所的高位,当年新增设计专业学生超过54万,常年在校学习设计学及相关专业的学生人数超过200万。就此而言,设计学科已成为我国140多个一级学科、90多个本科专业类中规模较为突出的存在。根据笔者自2006年以来的连续观察与统计,在我国现有的经济及社会发展态势之下,这一规模还将持续保持,并在动态调整中保持小幅度发展。因此,今天的思考必将深远地影响我国设计学学科建设的未来。

在现代教育体制中,学科的设置体现为国家作为教育主体对于学科资源配置的总体要求。设计学寄寓艺术范畴,是基于它与其他艺术学科同样具有通过持续的实践与体验、在不断的批判中创新人与世界的关系,并且在反复的实验中开启人类的心灵空间和社会想象的基本意涵。同时,设计学又具有不同于其他艺术方式更为强调现实性回应的特征,担负着激发人们对现实、历史、未来的感受,从而对时下不断做出新的主动解释、向社会和时代提案的教育使命。从这个意义来说,设计并非单一的知识分野,也非仅限于集成意义上的交叉学科,而是基于物质创造与精神创造双重使命、认知与行为双重规约、理想与现实双重诉求的发展学科。设计是一门融科学、艺术、工程基本原理以及创新能力教育于一身、“知、行、立”互为支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制度。尤其在世界各国普遍强调创新驱动的当下,设计学科更应立足于社会发展需求,构想具有未来前瞻性与现实衔接性的知识前景,这是学科建设中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一、设计学科的本质

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性轨迹表明,设计不应被狭隘地定义为某个专门领域的经验工具,而应被视为一种在理想目标与现实约束之间构建关系的广域的创造行为。无可否认,在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现实中,设计教育源于美术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设计的专业内涵很自然地被归结于美术知识在各个生活领域、生产领域的延伸与应用。但随着现代社会对于设计的理解以及应用需求的发展,设计早已超出一般美术常识应用的范畴,成为一种从形式到功能、从语言到结构、从局部到整体、“由内而外”的系统优化与视觉操作的行为。设计的要义也从外观的美化发展为关系的优化,成为人与理想世界的现实关系的构建方式。设计方法也在这种变更中由单一的美化发展为涵括创意、构建、塑形(外化)与整合(反馈、调整)等多个步骤在内的专业链。在早期实践中,这些步骤与过程可能很难完全拆解与区分。但随着现代设计的日益大型化、复杂化甚至工程化发展,这些过程的不同含义与职能区分日益明显,直至形成今天设计产业链的复杂形态。在这组关系中,最为核心的环节毫无疑问是构建,即按照既定的理想目标确定为某种传达形式的思想过程。而容易被当前舆论过度关注的创意并不等于设计,容易从效果上认同的表达更不等于设计。换言之,设计的本质是一种将理想要求与现实条件对接、适配的创新方法论。

在这个意义上,设计是一种思考与提案的艺术,思想的形成与优化是设计价值链的灵魂,思想与现实的对接是设计价值链的关键。而设计学科则是梳理与提示这些思维价值与方法的科学。这也是中国教育传统中曾经长期将设计归置为一种设计艺术的初心与真谛所在。今天的设计学科仍然寄寓于艺术学门类,并不会因为去掉艺术的前置或后缀形式而放弃与艺术的精神映照关系。相反,它天然地承继了设计艺术的学科气质。在艺术学门类的总体要求下,设计被定义为一种交叉思维的艺术,一种与现实对接的精神创造,并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以人类精神财富的精华驾驭物质文明生产的特殊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各种建造、加工、生产、服务活动成为具有艺术追求、艺术情怀、艺术方法、艺术品味、艺术价值的行为,以达到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总体平衡。在这种学科定义之下,设计成为人类文明创造工程的一种结构性的存在,并不只是继美术、音乐、影视、戏剧戏曲之后衍生的第5种艺术形态。这一定位至关重要,因为它关系到这一学科存在的内在逻辑与功能指向,其教育内涵与形式上的分科归属并不完全对称。比如,艺术教育各个门类都以培养各个领域的艺术专家为目标。艺术家是一个以专业水准、专业身份以及代表性专业作品为尺度区分的特殊人群,而设计则指向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行为方式。设计是强调高度的社会指向性与效能精准性的行为,即便拥有艺术家、设计师身份,也不能确保这种设计对接的必然有效性与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将英国艺术史家E.H.贡布里希的名言“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做一个逆推论:“没有设计师,只有‘设计’”。

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要高度强调以人类文明发展总体平衡为学科主旨的设计学作为艺术学门类归置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中华民族是最早从理论上觉察并明确定义物质生产之精神意义的民族之一。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先秦文献《考工记》中就以“知者创物”的完美定义厘定了物质创造中不可或缺的人文质点。今天中国高等教育中的设计学科学科建制,同样体现这种学统的深远传承,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今天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高等教育是为未来经济的创新驱动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资源。今天中国两千余所开展设计教育的高校中,98%以上都以工科或综合性大学学科为背景。在这些院校设置设计学科的意义并不在于新增一批艺术学院,而在于将设计创新的气质融于更大范围的工科教育、文科教育,以激活整个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活力。而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这一设置将随着当代科技形势的迅猛变化,尤其在世界面对人工智能超速发展、人类文明主体性地位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设计学科与人文艺术学科之间的战略融合必将显示出更为深刻的人类意义与文明价值。

二、设计学科的“知识统一性”

已故当代国际设计学者约翰•赫斯科特(John Heskett)生前敏锐地意识到设计学科的“超学科”特性,他尝试着以“设计,无处不在”为主题定义设计行为的广域性与复杂性。但是由于未能区分作为职业形态的“设计多义性”与构成行为本体的“设计统一性”之间的逻辑关系,因而最终他的定义只能止步于“既庸俗又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设计评价,从而将一个设计学科的知识统一性问题摆到人们面前。

事实上,设计的本质并非那么“让人摸不着头脑”,尽管现代设计的发展迅猛而且多域,但其构建人与理想之间的现实关系的本质却始终如一。两千多年前的中国造物理论似乎对此认识得更早一些。先秦文献《考工记》的经典定义中已经涵括“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总体原则。其中,“良”代表方向性,是关于自然条件与人文要素、限制条件与创造方式融洽一体的设计原则的阐释。“良”既为造物的理想,也是设计的初心。“合”则为造物方式的顶层设计,与时下中外设计界高度强调的融合设计一样,是和而不同的主体多样性与“天时、地气、材美、工巧”的对象适应性在方法论层面的统一。而今天的设计学以艺术的精神与方式实现理想世界与现实可能性的对接,同样也是一种“合”的设计哲学。在这种关系之下,设计作为作用于人类文明平衡发展的“连接件”,这就是设计学科的本体性在多样性中实存的本体统一性。

设计学如果不能在这种创造原理与社会应用的复杂方程中找到可以自足的、统一的学科依据,或许意味着其作为一级学科学术合法性的最终消解。本文认为,赫斯科特所要寻找的设计统一性在某种意味上代表着这个学科的知识统一性,而对于今天的设计学科而言,这种统一性或许正在于它如何构建面向未来的知识前景。

意大利当代设计学者艾佐•曼奇尼曾以一种诗一般的语言将这个时代的新设计描绘成在大海的远处若隐若现的“新大陆”。他说:“我们必须学习在这些新的岛屿上生存,并且很好地生活,同时构思未来新大陆上人们的生活品质。”这个“新大陆”或许可以和本文所指面向未来的知识前景相契合。在曼奇尼看来,它就是与以往人类文明的存在方式与价值观截然不同的“一场伟大变革”。曼奇尼在其新作《设计,在人人设计的时代——社会创新设计导论》中这样描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改变过程,就这个过程的本质和时机而言,它与欧洲从封建文明进入工业化都市的路径并没有太大区别。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这个过程是一场革命,是与过去的断然决裂,它会导致整个系统(包括社会、经济及政治系统)的根本性转型。然而对身处其中的人们而言,整个过程将是一个充满危机和转型且绝非线性发展的漫长时期,它会伴随着本地变化和大型系统性变革以不同的速度在不同的文化、经济、政治和技术层面上发生;同时还会在利于变化的政治立场及体制和其他坚定的反对势力之间激烈震荡。”进而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中,每个人无论是否愿意,都必须不停地设计并再设计自己的存在方式。”曼奇尼认为,设计在其中的使命至关重要。在这个每天都有创新质点爆炸的时代,设计的创新不同以往,它要面对的将是一个与过去决然断裂的根本型转型。而设计学科所要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面向未来的知识前景。这当然不意味着历史与文化不再重要,而是必须敏感地以未来定义历史,并以此定向未来。恰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所说:“一个具有历史之重要性的观念并不是产生于某一个时代,而是它自身就创造这个时代。”

今天,全球经济和文化在高度的流动性中更加趋于一体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几乎面临着同样的和平、安全、生态、资源及健康环境等威胁和挑战。人类面临的共同命运是如何学会“与这个星球的极限达成妥协”,并设法将自己所居住的星球真正定格为“向可持续转型的互联世界”,这正是设计所面临的复杂性。对于设计学科而言,如何重构相应的设计知识,真正成为展现未来的知识架构,成为凸显学科价值的现实议题。

在任何一个时代,知识的内涵、构成、来源和形态都是决定社会教育走向和价值的总前提。长期以来,在以实践属性见长的设计领域,对于知识的内涵存在一种先天的误解。事实上,知识是人类文明的记忆方式,体现着人类理解文明与构建文明的态度与智慧。约翰•皮洛克与乔•克拉兹在《当代知识论》中说:“使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是他们从事复杂思考的能力。只有人类才具有制造飞机或微波炉、创作《哈姆雷特》或谱写交响乐、提出相对论或发现DNA所要求的认知能力。我们有着关于世界的极为丰富的知识,其中绝大部分所涉及的事情都是其他动物甚至连想都无法想象的。”在文明的进程中,人类的知识决定人类的行为,通过传播渐进的行为积累成人类的能力。从古到今,决定文明方向的关键要素是人类认知世界方式的变化。而今天,这一认知行为与知识范畴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

2016年,在科技领域有一系列重大事件足以预示一个重大时代变化的到来。2016年8月16日,我国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升空;4个月后,“墨子号”圆满完成在轨测试,正式交付用户单位使用。“墨子号”通过卫星中转实现可覆盖全球的量子保密通信,比地面同距离光纤量子通信水平提高了15个数量级以上。同时,通过千公里量级的量子纠缠分发,首次在空间尺度检验量子力学的非定域性,并利用量子纠缠在地面和卫星之间实现量子隐形传态,这一实验将使得人类首次具有在空间尺度开展量子科学实验的能力。2017年5月3日,世界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模拟机在我国诞生。该项目研究在2016年就首次实现十光子纠缠操纵,利用高品质量子点单光子源构建单光子量子计算机原型,可为经典计算机无法解决的大规模计算难题提供有效解决方案。2016年10月5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年度诺贝尔化学奖授予让-皮埃尔•索瓦日、弗雷泽•斯托达特、伯纳德•费林加三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分子机器设计与合成领域的贡献。三位诺奖得主成功地将分子连在一起,共同设计并做出了包括微型电梯、微型电机还有微缩肌肉结构在内的只有头发丝千分之一粗细的分子机器,开创了分子层面的机器装置发展道路。同样在2016年,使用中国芯片制造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以浮点运算速度为每秒9.3亿亿次的新速度位居世界第一,并在11月17日获得“戈登•贝尔”奖,实现了我国高性能计算应用在此项大奖上零的突破。2016年10月,《科技日报》报道了美国科学家利用碳纳米管和二硫化钼(MoS2)成功制出目前世界最小晶体管,其栅极长度仅是人类头发丝直径五万分之一的1纳米单位,这一技术是人类对于物质世界认知水平的空间层次极大拓展的生动证明。所有这些从微观物质世界结构到超级计算能力的科技拓展,对人类的贡献功在千秋并非当前,但其影响已经开始进入现实世界层面,从现实中的数据洪流、信息计算、生态控制到精细生产、数据服务,已悄然地以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作用于人们身边的生活。以中国的新兴数据服务产品为例,2013年阿里巴巴开创的小微金融服务“蚂蚁金服”,今天正以支付宝、余额宝、招财宝、蚂蚁聚宝等众多电子业务产品的形式打造开放的数据生态,为千千万万个小微企业和个人提供普惠金融服务。比如,“蔚蓝地图”可以随时随处反映各地空气、废气源、水质、废水源状况;图像识别软件“Face++”可以通过云端API、离线SDK,以及面向用户自主研发的产品形式,提供人脸检测与分析、识别服务功能;在线护理产品“云上安心”可以通过联合社区医院、医疗硬件厂商、医疗健康APP、医院生化指标等,为心脏疾病患者提供网络数据服务;“芝麻信用”更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长期以来每个理性社会都可望而不可即的个人信用数据即时监测,通过云计算技术呈现个人的信用状况,可以对信用卡、消费金融、融资租赁等百余种落地场景为用户提供分类信息及诚信数据。所有这些全新的时代产品背后,都能感受到强劲的超级计算能力的身影。

毫无疑问,上述种种迹象都表明,人们今天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现、大发展、大变革的“大科技时代”。这个时代的重要标志就是各学科领域连续获得重大的科技发明及工程技术成就。其势恰似大坝上游蓄势待发的巨大水体,只要社会应用的设计闸口一旦开启,上游科学的能量将如排山倒海之势喷薄而出、奔腾入海,汇入浩浩荡荡的建设洪流,构成全新的社会场景。这就是今天的科技、创新和设计之间正在形成的新需求关系。今天的设计师应当以“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敏感预见到这个时代的到来,并努力使自己适应这个新的知识统一体,调整位置,成为时代洪流的弄潮儿。

三、设计学科的“教育统一性”

与知识统一性密切相关的必然是教育统一性的问题。将教育统一性问题理性地提至现代教育议事日程的,是美国1945年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这个汇集美国20世纪中期杰出教育智慧的研究文件,将“追求统一性”视为事关美国高等教育命运与未来的重要议题。其背景正如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一样,曾经如日中天的“专业主义”教育已经在美国以至于全球形成重大影响,但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提出的却是如何在这股滔天洪流中树立一杆“定海神针”,以确保高等教育不被专业主义所割裂的战略性设想,这就是贯穿于全书的教育统一性问题。研究报告明确指出:“随着现代生活越来越依赖于专业化知识,学院中各种各样的学科领域只是在为生活这样或那样的职业做准备……这种职业上的专业主义往往局部地削弱了学院曾拥有的理论上的统一性。正是这个原因……学院被分裂成与它本身相对立的东西。”哈佛委员会所强调的教育统一性,是指受教育者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不被扭曲的个人与社会文明的关系、基本的价值信仰与人格方式。而今天的设计教育所应强调的教育统一性,也同样是受教育者首先应当了解在剧变的时代中如何坚定地抱以一种基本的设计价值观以及设计前瞻性、开拓未来的社会责任。应以这样的认知统一性来构建未来的设计人文关系以及面向未来的知识前景,而不为形形色色的实用主义社会套路、专业主义趣味、社会评估指标或商业利润目标所左右。这也正是强调必须以新的知识统一性重构教育统一性,以构建面向未来的知识前景的基本用意所在。

作为世界性教育、科学、文化发展趋势的守望者与引导者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近年来连续发布全球教育研究报告。2016年发布的报告是继1972年版的《富尔报告》(主题《学为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1996年《德洛尔报告》(主题《教育:内在的财富》)之后的又一份重磅报告。该报告与前两份报告强调生存与财富主题的报告基调明显不同,提出《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的世界性教育命题。报告突出了“对于可持续的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以及“这一过程呈现出的新的知识前景”的关切。设计学科所要构建的面向未来的知识前景,显然也在这一命题的复盖范围之内。这意味着当代社会已经意识到在时代出现剧变时,对于知识的文化判断与社会导向的政策敏感性与极端重要性。在新一轮教育使命的思考中,必须以强调创造、批判以及培养独立判断能力的审美教育共同构成对于未来人类至关重要的知识前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在为这份研究报告撰写的《序言》中阐释了这个新教育理念下知识统一性的含义:“知识在有关学习的任何讨论中都是核心议题……可以将知识广泛地理解为通过学习获得的信息、认识、技能、价值观和态度。知识本身与创造及复制知识的文化、环境和体制背景密不可分。”其中,强调了知识在整个教育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以及由认知、经验、能力三种内涵构成一个相互支撑的知识统一体的基本关系。

由此可见,研究报告中的知识前景是以新的时代条件、人文环境与发展创新平台高度为标准的知识统一性与教育统一性,它本身包含着新的科学、艺术、人文价值观的统一。同样,面向未来的设计教育所包含的知识前景,也是一个完整的三维结构,即认知、经验与能力的三足鼎立结构。认知是“真理维”,是对设计之真的基本价值的追求;经验是“历史维”,是感性体验的深度积累、审美的判断与人文的修养;能力是“实践维”,是将真的认知、善的德行、美的追寻转为现实与实现的践行路径、方法与秩序。设计教育正是要将这些多维的知识要求成为一种内化的结构,作用于受教育者之“心手合一”的完美实践过程。

令人担忧的是,现行的教育体制与这一前景尚有较大距离。以上述在中国新兴经济与新型消费中涌现的众多数据服务产品为例,它们都是在全新的产品与科技逻辑下的知识思维的创造,是在网络数据计算及数据处理优势之下形成的“大设计”。然而这些成果很少来自于现有的设计行业、设计专业。不言而喻,高校体制之下的设计知识与上述新型研发要求之间有明显的脱节。事实上,面对一系列井喷式的突破性、颠覆性、关键性的重大科技发展,设计界几乎陷于一种集体性的失语。如果说,今天的人们还能对VR、AR、MR、OTT等技术热点有所反映,但对于在造物尺度缩小到1纳米单位的尺度之后产生的变化已经难以接近,也无法回应分子纠缠的机器如何与未来生活连接;在常规思维中人们尚能构想各种人工智能的应用可能,但对于量子叠加如何转化成伟大的超级计算构想,已经完全失却了想象。设计师如何调整自己“引领者”的角色,显然成为一个令人难堪的话题。诚然,即使社会发展到这些科技都十分普及的未来也还存在专家与常人之间的知识差异,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就是,设计师再也不能对这些变化无动于衷。

曼奇尼对之委婉地描述为:“为了适应新的需求,设计专家必须重新设计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工作方式。”这不仅是对个体的设计师,同时也是对设计学科整体提出的要求。设计学科必须针对全球性的文化断层、科技挑战、环境安全、生态恶化等现实的挑战提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中国工程院吴曼青院士敏感地指出了这种挑战的现实性与尖锐性:“科技的发展不断加速、永无止境,人类依靠科技改造世界的能力正在增强……未来世界的繁荣将体现在高度发展的智能方面。这种智能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生物智能的逻辑化和符号化,也不仅仅是人工智能的精确化和拟人化,而是人、机器、社会同在回路的群体性智能、体系性智能。我们将不再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是‘站在全人类的智慧深处’。”因此,“如果现在你不创造未来,那么未来你将生活在过去。”

结语

如前所述,艺术教育之根本,在于对人之感受力的蒙养和创造力的激发。而设计教育则致力于将这种感受和创造转化为一种现实构建,并从中呈现面向未来的知识前景。今天我们所能做的,首先是对这种正在临近的未来抱以真诚的信仰与接近之心。最后,笔者不妨引70年前《红皮书》中的一段寄语作为结束:“我们必须继续探索一个有总体逻辑、相对稳定、不易被打破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学院和中学都可以同时完成它们既多元又统一的任务。这个逻辑必须宽广到能涵盖现代生活真正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种丰富性如果不是完全地,至少是部分地反映在我们目前教育系统的复杂性之中……也就是说,无论如何理解人类精神的价值和意义,都对其有着坚定的信仰。”


文章来源:《艺术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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