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修文物》如此受到年轻人的追捧，颇有些“时势造英雄”的味道：国学教育的复兴、工匠精神的倡导、清宫穿越剧和宫斗剧如日中天、故宫运营变得更加市场化等等因素，都让该片无心插柳地迎合了80后与90后的口味。在今天，情怀与市场的矛盾依然难以调和，但不代表没有勇者去做出有效尝试。

文 | 郭丽

他站在一件件精美的钟表文物前，隔着玻璃窗像在与自己的老朋友打招呼，退休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他的眼神悠远又有几分怅然 ；他19岁就来到故宫，之后再未离开过，在不做青铜器修复的活计时，他会喂喂故宫里的“御猫”，也会骑上小电驴到故宫外去吸上一口尼古丁 ；她是陶瓷组的萌妹子，趁着周一闭馆，她踩着单车“纵横”在空荡的太和殿广场上，一脸不羁与骄傲 ：“上一个这么做的人，是末代皇帝溥仪。”……年末的时候，一部注定是小众电影但会引爆大众话题的电影上映了——《我在故宫修文物》首周末票房接近400 万，成绩尚算不错。

此前，2016 年的上半年，3 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出人意料地火得一塌糊涂。片中的一众文物修复师刷爆了朋友圈、引燃了二次元网站B 站（bilibili） 的 弹 幕 评 论 区，这部纪录片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9.4分，远胜于某些国产大片。

一部题材小众、既没有明星加盟捧场也无大场面视觉特效加持的纪录片，何以引发诸人的痴狂呢？静默又欢脱的修复师们5年前，纪录片导演萧寒遇到了几位圈中同仁——央视著名编导徐欢、雷建军，以及导演叶君。叶君曾经参与过《故宫100》的制作，而徐欢是《故宫100》的总导演。“100即是指故宫的100个空间，每一个角落都曾经发生过许多故事，这一新颖的视角对我们启发良多。”接受记者采访时，萧寒回忆道。其时，萧寒正痴迷于这部每集仅有6分钟时长的纪录片，于是当大家坐下来一畅聊，《我在故宫修文物》就这样诞生了。1925 年10 月10 日，神武门前人头攒动。这一天，紫禁城的神武门城楼上挂出了一块青石匾额，上面是时任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理事长李煜瀛先生手书的颜体大字“故宫博物院”。

从“紫禁城”到“故宫”，这个名称的改变，意味着从此开始，这里再也不是皇家禁宫，而成为了一座面向老百姓开放的大众博物馆。2015年，故宫博物院迎来了90岁生日，《我在故宫修文物》成为了配合院庆的影像项目。

“故宫是个金子招牌，但怎么才能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呢？”通常拍摄故宫的纪录片都是通过宏大的视角去展现故宫厚重的历史、建筑与审美价值，还有那些价值连城的文物，而《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拍摄团队，则一开始就希望从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来解读这座已有600 年历史的皇家禁宫。“这就像做菜，拿到很好的食材之后，重要的是怎么做这道菜。”最后，萧寒与其团队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我们看到一件件文物，它们摆在玻璃窗里的时候，是冰冷的孤独的。而这些昂贵的珍宝又是如何以最佳的状态与大众见面的呢？我们找到了它们背后的人——文物修复师。在一件几百上千岁的冷冰冰的古董背后，其实是有鲜活的人，这些人身上又有很鲜活的故事——文物修复师们工作生活在21世纪的故宫，通过他们以及手中的技艺带出了一个穿越古今的故宫。”萧

寒对记者说道。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初衷是想让那些一直没有真正走到镜头前的“故宫人”从幕后走向台前。在连续拍摄、制作7 个月之后，2016 年1 月，《我在故宫修文物》于央视播出了，在共计约150分钟的时间里，分3集展现了故宫文物修复师们的日常，涉及到青铜器、宫廷钟表、陶瓷、木器、漆器、陶瓷、书画等等10 个工艺组。于是，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惊奇地发现，原来故宫中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工作之难度是远超常人想象的，手下修复的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一个小疏忽都有可能对文物造成致命的伤害 ；他们的工作是静默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乎无人知晓其存在与付出 ；但他们的生活又是那么欢脱，与每个普通人无异，会逗猫打杏，会种花喂鸟，修得了文物，也弹得了吉他。应该庆幸，故宫博物院在审片的时候，最终没有把这些闪

耀着人性光辉的生活片段拿掉。

这些镜头中的文物修复师们注定是与众不同的，只因为他们工作生活在故宫之中。高高的宫墙分隔出了两个世界 ：红墙外是日新月异、瞬息万变 ；红墙内则是仿佛停驻凝滞的时间——文物

修复师经常需要花上几年甚至一辈子的时间去研究、摩挲同一件文物。这一次，荧屏上的主角是他们。

B 站与文物修复的反差萌2016 年12 月16 日，电影版《我在故宫修文物》上映，大幕拉开，一个硕大的bilibili 标志飘过，引发影院里一片会意的笑声。尽管已经在电脑前看过无数遍，但头一次在大银幕上见到，“云逸”还是觉得很惊喜。作为《我在故宫修文物》的铁杆粉丝，“云逸”从二次元弹幕网站追到了电影院。

生在央视，走红于B站，自媒体人再接力，《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成名路径与众不同。

萧寒曾在B站也注册了一个账号。此前电视版在B站爆红，萧寒的第一个反应是“侵权”。他联系上B 站董事长陈睿，希望“讨个说法”，未曾想陈睿当即表示愿意支付版权费，并且提出合作的要求。“我刚注册成功，还未发布任何内容，空间里就涌进来上百号粉丝，纷纷表示不过瘾，希望我们赶紧出续集。”粉丝们的热情，吓了萧寒一跳，他并没想到这部题材小众的纪录片能

引发如此热议。

在B站，《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点击量已经超过了200万，累计超过6 万条弹幕评论。

“视屏文件一点开，铺天盖地的弹幕评论冲到眼前。”70后的萧寒，此前较少接触弹幕网站，对他来说，这是个新奇的体验。萧寒至今记忆犹新，当钟表组的王津师傅出现时，满屏密密麻麻的弹幕清一色都是对“男神”的表白——“远离凡尘的工作！”“我觉得他们开口都是文化！”“倍儿儒雅有气质！”

“看见单片镜，好专注！”

屏幕上，正演到历时8个月修复，清乾隆年间的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重新恢复了正常运作，于是弹幕上又瞬间“燃”了起来，小伙伴们纷纷“泪目”刷屏。

有意思的是，相比起网友们的不淡定，王师傅本人倒是淡定得很。听说自己成了“网红”，他温文一笑 ：“我就是个干活的，主要还是因为故宫钟表精密机巧的视觉效果震撼。”

结果，网友们更加花痴一脸。

一部严肃纪录片被二次元文化接受了，并且还以二次元文化的形式被输出了，这本身就是一个颇有意思值得探讨的话题。在这次传统文化与现代流行文化的碰撞中，两者毫无芥蒂地牵起了手。

“有人说，B 站是个二次元、花痴、鬼畜的聚集地，它和修文物这种严肃主题形成了‘反差萌’。这个事情启发我们，文化产业从业者可能需要重新思考文化作品的展现形式和展现平台，不要为自己设限，一个意想不到的市场很可能就潜藏在你觉得‘不可能’的地方。”2016 年12 月20 日，百度CEO 李彦宏在2016 中国文化产业峰会上如此讲道，他的话正预示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多元化，并且跨界融合愈加紧密。

而从观众的角度出发，也可以看到，一部传达正能量、传递普世价值观的优秀文化作品，观众自然会为之吸引、与之产生共鸣，不论阶层、不论年龄。这部视角独特、节奏轻快的纪录片，为沉闷已久的国产纪录片注入了一股清风——多年来，专家教授正襟危坐呈解说员样的叙事讲解模式终于有了改变。

IP 的情怀与市场

在《我在故宫修文物》电影版的总策划、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看来，这部片子有个显著的特点——它是个IP，已经拥有很好的受众基础。

IP（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IP化运营，即是指优秀的内容可在不同领域间进行融合、开发，《武林外传》的投资人郝亚宁曾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将这种产业化运营模式形象地称之为“一鱼多吃”。

在《我在故宫修文物》走上大电影院线之前，故宫已经走在了活用“IP”的路上。从2008 年“故宫淘宝”上线，到新媒体App一个个上线，到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爆红，再到与阿里巴巴、腾讯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一个更时尚、亲民、有人情味儿的故宫正沿着文创产业化之路稳步前行。腾讯的掌门人马化腾将故宫称为“一个超级大IP”，现在这个“超级大IP”  正在真正发挥自身文化资源的优势，依托知识产权的增值效应，创造着更为巨大的价值，包括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

《我在故宫修文物》如此受到年轻人的追捧，细细想来颇有些“时势造英雄”的味道 ：国学教育的复兴、工匠精神的倡导、清宫穿越剧和宫斗剧如日中天、故宫运营变得更加市场化等等因素，都让该片无心插柳地迎合了80后与90后的口味。“还是这个社会浮躁了。”钟表修复师王津师傅对记者一语点破要害——“宫外”的急躁、焦虑与“宫内”的安静、平和，这是两种生活态度与价值观的冲撞。

“情怀”，是我们谈论《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纪录片时，很难绕开的一个关键词，虽然这个词已经有趋向于被消费过度的嫌疑。《我在故宫修文物》于情怀上的闪光点是显而易见的，平易近人的人性化视角不仅没有削弱文物修复师这个职业的神圣感，反而使得“工匠精神”的光环被放大，并且激发了观众的共鸣。一个成熟的具有优质价值的IP，只有优秀的作品才能将能其价值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直白说来就是，虽然是金子总会发光，但没有人去挖掘金矿并且具备把金子打磨亮光、雕琢加工的本事，金子的光芒就只能被掩盖起来，难以被大众所看到。

没有好作品，就没有好IP。

在今天，情怀与市场的矛盾依然难以调和，但不代表没有勇者去做出有效尝试。

“从排片和票房看，纪录片进影院不明摆着就是个死吗？电视版火了还不够，为何还要做电影版？”电影版每场点映和路演的现场，萧寒几乎都会遇到观众提出这样的问题。

他的回答很直接 ：“从我做纪录片那一天开始，就明确了一个信念——做纪录片就是要做纪录电影！观众去到影院不仅仅是是想去看大场面、大视效，他也同样期待与之产生心灵上的撞击，而真实的情感流露正是纪录片所具有的特质。”

的确，对于被套路满满的商业大片喂大的一代来说，纪录电影的门槛还是太高了。观众想要看进去，不太容易。上映3天400万的票房，与同一天上映、上映3 天达4.7 亿票房的《长城》相比，多么微不足道。

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可以低估观众。《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电影版，在上映前的半个月就开始路演，萧寒带领团队走过了11个城市，所到之处座无虚席，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了问题——并不是所有人去影院都只为了娱乐、热闹、爽。

“电影中还是那些被赞誉过的素材，只不过是重新剪辑了一番。”“营销手段与IP电影无异，目的很明确地是为了取悦粉丝。”“作为出品方的猫眼、B 站和微鲸都能为片方提供精准数据，片中哪些片段弹幕密集、被观看次数最多、哪几位修复师被谈论了最多次，都成了原作中哪些素材会被选入电影版进行二度创作的重要参考。”这些同样是眼睛雪亮的观众所指出的——从电视版爆红到电影版上映，仅仅半年多的时间，在整体浮躁的市场环境下，即使是“年度情怀大作”《我在故宫修文物》也不免显得有些操之过急了。专注于手艺一辈子的师傅们的“慢”，与市场的“急”，此时有了微妙的对比。情怀并不只是主创者个人的臆想，无法与观众碰撞出火花的情怀难以被称之为真正的“情怀”，即使你说得天花乱坠说破了大天也不成。情怀也不是单纯以市场为导向的功利主义，因为观众的感情无法用调查数据去丈量。但情怀更不是与市场只能站在天平的两端，此消彼长。触动人心的作品终究会有识货之人站出来大声喝彩。就像《我在故宫修文物》电影版主题曲中那空灵的女声所唱到的那样 ：“你已等候我多时，终于知己般相遇。”